73、孔子死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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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、孔子死了

刘跃进打电话问我,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?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,就问了他,果然有一张,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。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。董柳说:“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?”刘跃进说:“到香港去轮得到我?”我把地图拿给他,他看了几眼,收在裤口袋里。董柳问:“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?”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,会不会刺伤了他,刘跃进说:“拜拜了。”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。董柳惊呼道:“真的?”刘跃进说:“那种女人,理她干什么?”几个月没见面,刘跃进他变了。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,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,见他竟放得下,我也就放了心。我说:“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,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。”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,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。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,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。哪怕是朋友,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。刘跃进说:“放下来了,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。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?”他笑几声,“不放下又怎么样?天下的事,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,连世界我都放下了!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,可是我放下来了,不放下又怎么样?”我说:“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。说好听点吧,是梦醒了觉梧了,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,说难听点吧,是堕落了放弃了,只剩下自己了。”刘跃进说:“心里其实还是苦呢,但想想苦也是白苦,苦它干吗?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,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,先天下之忧而忧。你叫他不承担,不忧,他做人都没有感觉,空空洞洞的,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,很可怕。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,自己是白忧了。自己说了什么,写了什么,做了什么,等于没说,没写,没做。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,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。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,那是天数,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,可它制约着一切。天数非人力可为,我想通了。胡一兵说得对,在一个权钱社会,你说那一套,谁听你的?这就是天数啊!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,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,“领导是服务,干部是公仆。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,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。他们比我还潇洒,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,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。跟现实无关的话,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,讲着心里都不踏实,像飘在云端。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,又是一种意识形态,它消解了终极,以及知识分子;它还是一种人生观,活着你得去挣钱!有市场就没有终极,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,现世化了,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,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,要抓住今天。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,浅薄就是深刻。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?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,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,不知不觉!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,人不能抗拒宿命,因此别无选择。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,我以前想错了。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,然后改变了一切。那是不可能的,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,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,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,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。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,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,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。他们过得那么好,我过得这么差,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?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,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,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,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。”我说:“那你以后不写书了?”他自嘲地笑笑说:“书还得写,这是一个道具,与世界无关,也不可能有关系。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,泡沫是泡沫,精品也是泡沫,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。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,都被那些泡沫淹了。”我也笑笑说:“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”他说:“也许吧。时代变了,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,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,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。他们还活着,如此而已。没有了神圣感,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,牺牲如泥土入海。把世界放下来了,我轻松了,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。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,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,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?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,不承认万古千秋,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。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,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,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。你说是不是?”我说:“细想之下,如果不自作多情,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,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,于是自我便是世界。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。”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,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。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,心里却并不轻松。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:“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,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,很精致,精致到骨头里去了,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,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。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,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。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,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,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。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,太矫情了,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。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,对自己也很失望。几千年来,在孔子的感召下,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,但似乎在一瞬间,情况就变了,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,把世界扔下了。”我说:“这不是谁的过错,这是历史。我们的幸运和不幸,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,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,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。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。活着是唯一的真实,也是唯一的价值。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,别无选择。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,解放了自己,却抛开了良知,放弃了世界。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,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,也是最大的输家。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。”他沉默良久,点了点头,说:“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。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,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。孔子死了,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,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明显。人们看透了这一点,放下了精神高贵,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,王朔是痞子,他还痞得真诚,那些痞得虚伪的人,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,那才是大玩家呢。古人可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,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,那不是强者的笑柄?观念从根子上都变了,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,君子是君子了。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,自己是君子,那不是笑话?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,孔子他不死?承担和牺牲的精神,人格和道德的力量,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,也没有重建的可能。孔子死了,我很痛心惋惜,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,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。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,那就是食色性也,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,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!”我说:“像你一个知识分子,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,又谈何容易?人人都是爱自己的,谁下得了这个杀手?我特别能理解你。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。”刘跃进说:“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,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,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。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,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。有时候想着绝望中还有一线希望,物极必反,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。”我说:“真有那一天,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?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,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。”他拍着自己的头说:“是的,是的。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,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,起点变了,世界翻转过来了,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,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。大为我也要学你呢,要活出一点滋味,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。想那么多干什么?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,又怎么能活出滋味?人活着吧,就是活那点滋味!”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,“那点滋味!”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,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,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,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,我还是感到了震惊。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。这更使我相信,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,不是谁可以抗拒的,抗拒也没有意义。历史就是历史,聪明的人,倔犟的人,都拗不过历史。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。

很晚了我送他下楼,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:“地图带了没有?哦,在这里。”又说:“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?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,故事发生在香港。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,要写细节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,就答应了。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,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。”我觉得他有点可怜,教书先生没见过钱,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。我说:“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。”他说:“我用化名,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,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。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,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,不分香臭,只知道为主人服务,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。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,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,我暂时忍下这口气,骗点钱再说。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?孔子死了,世界放下来了,内心的约束解除了,人轻松了自由了。”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,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。我看他也别说别人,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。

刘跃进去了,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。在这个时代,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,我得承认这一点。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,在不觉中,就被打败了,缴械投降了。我们失去了身份,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,不可抗拒。有史以来,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。他们解放了自己,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。最后我叹一口气:“不知不觉,三千年一大变局!”